前燕的政治：中央制度、继承制度及五行德运

　　中央制度

　　慕容廆时即招徕流民，在辽水流域设置侨郡(皝时改郡为县)，许多山东、河北一带的汉族世家大族纷纷迁徙辽西，投靠慕容氏。又将被征服地区的各族人民大批迁徙到自己的统治区内。除以州郡县管理编户外,还用军事化方式占有大量称为营户、军封或荫户的人口，也有被榨取高额地租的屯田民户。慕容氏自慕容廆起即与汉族士大夫合作，共同统治。前燕政权循魏晋九品官人法(见九品中正制)，肯定士族特权，承认坞主壁帅势力。境内大族势力有所发展。368年，一次就搜括出荫户二十余万户。又兴立学校，培养统治人才。慕容皝时能留意农桑，兴修水利，国势日盛。到慕容暐时政治腐败，矛盾交错，终至亡国。

　　继承制度

　　历史早期及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兄终弟及”现象，一般解释为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这当然还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以鲜卑为例，最初首领遵照立能的原则推举产生，首领的地位大概及身而止，这一点我们在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人社会中仍能看到。檀石槐以后鲜卑首领以世传授，部族的凝聚力获得提升，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兄终弟及，也即立年长君主，或许可以看作是立能传统于特定家族内作用的结果。自慕容廆以来慕容鲜卑逐步改造部落体制而向集权国家迈进，在君位继承上力求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无疑是受到汉族政权的强烈影响。推崇首领个人能力的部族传统以及列国争强的现实环境，使得慕容燕政权在确立君主嫡长子继承的道路上出现一系列纠葛和冲突，表现为慕容氏家族内部一幕幕悲剧的发生。

　　在解决稳固继承制度问题上，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如预使太子处理尚书台事务、加强东宫兵力乃至遣太子领军征讨，这些慕容后燕几乎都做到了。后起的北魏政权，与慕容鲜卑有着相似的部族背景，又是在征服后燕的基础上进取中原，汲取国家统治的经验教训，慕容燕都是最切近的标本，大量曾仕于慕容燕政权而又成为北魏的俘虏的士人就是吸取这些经验教训的良好媒介。北魏政权崛起于代北，进而统一整个北方，作为十六国历史的一个总结，其成长壮大、制度建设，除自身的努力与探索外，有前此经验可以吸取、前此教训可以借鉴，这也是考史者思考北魏史事所应注意的地方。

　　五行德运

　　刘曜和石勒共同开创了承续魏晋的新传统，影响到慕容鲜卑所建立的前燕。据《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儁称帝，“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儁从之”。石赵国势虽盛，却以凶残闻名，慕容氏与赵为敌，南北对峙，颇有年所。因此建国之初，蔑弃石赵法统，远承西晋，可说合理合情。

　　但是，前燕时期的历史条件毕竟有了很大的变化。胡族在中原建立政权、称王称帝的时间，已经累积了将近半个世纪，这个时间长度足以侵蚀古老的汉魏传统，并把新的因素引入传统之中。慕容儁的时代，支撑胡族政权的社会心理平台已经构筑起来了，他和他的臣子们却不能认可石赵的法统地位，除了感情的因素，也可能仍然残存着心理的虚弱。

　　这时，具有宽广历史视野的某些政治家，已经认识到否定石赵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从逻辑上说，石赵在时间序列上早于前燕，前燕也和石赵一样以华北为基本统治区，如果前燕否定石赵历史地位的合法性，那么，理由只能是两个：一，石赵政治黑暗，这个理由是表面的;二，石赵是胡族政权，这个理由可能是深层的。前一个理由来自汉代传统，但是很难操作;而后一个理由，就直接威胁到慕容燕自身了。因此，改弦更张就成为必要。《慕容儁载记》附《韩恒传》：

　　“(儁)僭位，将定五行次，众论纷纭。恒时疾在龙城，儁召恒以决之。恒未至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恒至，言于儁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谓不可。……’儁初虽难改，后终从恒议。儁秘书监清河聂雄闻恒言，乃叹曰：‘不有君子，国何以兴，其韩令君之谓乎!’”

　　韩恒、聂雄都主张燕承石赵为木德，显然是注意到了否定石赵所带来的逻辑上的危害。“后终从恒议”的“后”，并不是在慕容儁时期，而是到了慕容暐建熙五年至七年之间(364-366)。

　　《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暐钟律郎郭钦奏议以暐承石季龙水为木德，暐从之。”其时慕容恪当政，这个涉及国统的变化应当出于他的定策。前燕到慕容暐当政时改承水德之后赵，定为木德。由此，石赵成了五胡中最早获得后继国家认可法统地位的政权。